总结起来，大概有三个原因：人努力、天帮忙、运气好。
一、人努力
松赞干布继任赞普时，吐蕃国家的状态根本谈不上好，反而是处于濒临崩盘的危局。
当时，恰逢国家形态从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的过渡期，加之南日伦赞（松赞干布父亲）吞并苏毗时，大肆赏赐作为卧底的娘氏、韦氏等贵族，引起了山南旧臣集团的极度不满。
在国内政治体系失衡的状态下，山南系老臣毒死南日伦赞，发动了叛乱。
松赞干布接手后，面对山南、苏毗各地的叛乱，与一干能臣鼎力配合，迅速平息了叛乱。
随着中央集权体制的推广，松赞干布施了一套结合军事、社会、行政、生产于一体的制度——“五茹六十一东岱制”。
此制度将国土划分为五个“茹”（军区），每个“茹”都设有“茹本”、“元帅”、“副将”等职。
“茹”下设有若干东岱（千户），设有千户长（又称千夫长）、百夫长等职。
“茹本”和“千户长”既是军官，又是地方行政官员，同时负责军政民政事务。
据《五部遗教·大臣遗教》、《贤者喜宴》等史料记载，吐蕃每“茹”的军马均由同色马匹组成，旗帜亦各有区别，登高一望便可知是哪“茹”的军队，十分有利于行军作战和调遣指挥。
“五茹六十一东岱”的体制，形成了一张覆盖全国的网络，散落各地的吐蕃民众被拧在一起，为一个目标奋斗，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。
行政区域划分完毕后，国家税收制度也逐渐完善。
这套赋税体系，以土地计算单位的农税、牲畜量为单位的牧税、大料集（综合征收机制）三部分组成。
“牛腿税”是专门针对牧区的牧业税，规定“每头牛要按全牛的四分之一来交税。四分之一，也就是一条牛腿，故而称为牛腿税。”
吐蕃军队在调动、轮替、补充、后勤运作上的不断正规化，给吐蕃的扩张插上强劲的翅膀。
吐蕃王朝的腾飞，不是松赞干布一个人在战斗。
在他34岁英年早逝时，吐蕃国家制度远未达到完善。
松赞干布去世后，噶尔家族父子三代大相（禄东赞、赞悉若、论钦陵）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正是在一干人杰的努力下，吐蕃才能夯实国家的执政基础，成为令人胆寒的强势帝国。
二、天帮忙
无论吐蕃君臣如何努力，都不能改变西藏的自然环境和海拔高度。
但不知是否因为感动了上苍，吐蕃王朝碰上了一段高原气候的温暖期。
虽然到目前为止，尚未发现藏史中关于气候的连续记录。
但幸好东边有个写作业的狂魔民族，汉人作为蓝色星球上最喜欢写历史的族群。
在官修历史之外，还有大量的野史、方志、游记、笔记、小说、诗词歌赋存世。
这些庞杂得令人发指的史料中，保存了大量有关古代气候变化的记载，让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，了解西藏几千年来的气候变迁。
经过竺可桢、朱士光等前辈学者的整理，得出一个被学界广泛认可的结论。
东亚的历史气候，经历了三个完整的“温暖—寒冷”变化周期：
第一个温暖周期出现在仰韶文化时期，称为仰韶暖期，与之对应的是西周冷期；
第二个温暖时期出现在秦汉，称为秦汉暖期，对应魏晋南北朝冷期；
第三个温暖时期则在隋唐出现，称为隋唐暖期，对应明清小冰期。
中原历史气温变化曲线
从史料记载上看，唐玄宗时期（公元712-756年），梅树可以生长于长安的皇宫，妃子江采苹因其所居种满梅花，被称为“梅妃”。
诗人元稹（779年—831年）在《和乐天秋题曲江》中，写到曲江边的梅树，“长安最多处，多是曲江池。梅杏春尚小，芰荷秋已衰。”
杜甫（712-770年）的《病桔》一诗，提及李隆基在长安宫中蓬莱殿种植柑桔。
唐代笔记《酉阳杂俎》记载，“天宝十年（公元751年）秋，宫内有几株柑树结实一百五十颗，味与江南蜀道进贡柑桔一样。”
需要注意，柑桔和梅树都不是特别耐寒的植物。
我们总说“寒梅傲雪”似乎梅树很耐寒，但其实梅树只能抵抗-14℃的最低温度，而柑桔更差-8℃的低温，就会让它结果困难。
唐人樊绰的《蛮书》中记载：“云南曲靖以南、滇池以西，一年可收获两季作物，九月收稻，四月收小麦或大麦。”
温暖周期的到来，农作物产量的提升，让以农耕为核心的小伙伴都打了鸡血。
曾如泰山压顶般的突厥汗国，很快就被打翻在地，又踩上了一万只脚。
隋唐从南北朝的弱鸡时代勃起，相继成为东亚地区的霸主。
气温与疆域变化曲线
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北方农耕与游牧，疆域纬度的变化关系。
图中以北纬40°和45°间的横线（长城）为界，农耕文明北扩的时间，集中在秦汉、隋唐时期，明朝的尖角则代表其突出长城的时间很短。
这张图形象的表现了，气候对农耕文明扩展能力的巨大影响，而同为农耕核心的吐蕃，也必然享受到了温暖气候的红利。
温暖的气候，让西藏雪山融雪增加，河谷地带丰沛的径流，有能力支持大规模的屯垦（吐蕃也效仿唐朝推行了军屯与民屯）。
而农作物产量的上升，让吐蕃社会有充足的物质基础，进行各种上层建设，包括军队物资储备和训练。
雍布拉康脚下的农田
三、运气好
国运是种很难琢磨的因素，当一个国家国运兴起时，周边总会出现有利的局面。
反正，则天灾人祸不断，在不断消耗中走向灭亡。
吐蕃王朝的崛起之路上，至少获得三次重大机会窗口，均被其牢牢抓住。
其一、苏毗王国的内乱；
吐蕃尚蜗居于山南之时，雅鲁藏布江北岸的苏毗暗流涌动。
因不满苏毗女王的暴政和区别对待，娘氏、韦氏、农氏、蔡邦氏等世家大族，主动联系吐蕃，准备里应外合。
正是在卧底的充分配合下，南日伦赞倾全国之兵挥戈北渡，一击而亡苏毗。
鲸吞苏毗之后，吐蕃的版图扩大了数倍之多。
第一次拥有了辽阔的牧场，从农耕为主的国度，转为农牧兼营，拥有了组建强大骑兵军团的能力。
其二、吞并吐谷浑；
以吐谷浑作为走下高原的第一块跳板，是松赞干布在世时便定下的战略目标。
贞观十一年（637年），松赞干布便进行过尝试，吐谷浑王不能抗御，逃至唐朝境内避难。
为此，唐蕃两国爆发了第一次军事冲突——松州之战。
22年后（显庆四年，659年），禄东赞率吐蕃军队卷土重来，再次对吐谷浑实施打击。
当时恰逢唐朝第二次征伐高句丽期间（655—660年），摆在唐高宗面前的是三个不同方向的战略选择。
1、东方的高句丽；
2、西部的西突厥；
3、西南的吐谷浑。
在这三个选题中，征服高句丽代表着超越隋朝，可以证明政权的合理性。
西部的西突厥，代表着唐朝战略主轴，涉及国家核心利益，也意味着与强汉相提并论。
于是，显得“不那么重要”的吐谷浑受到了忽视。
直到吐谷浑灭亡7年后，咸亨元年（670）论钦陵兵入西域，连克西域十八州、龟兹拔换城（故址在今新疆阿克苏）。
唐朝才猛然发觉，吐蕃对吐谷浑的占领，使其获得了染指西域，东争陇右，北控河西走廊的战略十字路口。
咸亨元年（670）8月的大非川之败，宣告唐朝收复吐谷浑的努力落空。
从此后，吐谷浑作为吐蕃争霸的前哨和补给基地，“军粮马匹，半出其中”。
可以毫不夸张的说，吐谷浑是吐蕃王朝的第一块“帝国拼版”，决定了吐蕃的命运走向。
如果，唐朝能够固守吐谷浑，则将锁死吐蕃的发展空间。
即便处于气候温暖的高峰，以西藏高原的生产力水平，人口天花板的上限也不过一两百万的量级，完全不具备成为大帝国的基础。
其三、安史之乱的超级红利；
禄东赞父子三人去世后，吐蕃王朝的扩张进入了一个平台期。
随着玄宗开元盛世的到来，唐军在河西地区不断扩张，吐蕃在比拼国力的较量中渐露颓势。
但爆发于天宝十四年（755年12月）的安史之乱，彻底打断了唐朝的脊梁。
战斗了最强的边军东调平叛，给了吐蕃王朝第三次，也是最后一次机缘。
从756年（唐肃宗至德元年）开始，吐蕃的腾飞已不可遏制。
此后30余年间，一直处于对唐军的碾压性优势之中。
综合各种唐史的记载，至代宗广德元年（763），兰州（甘肃兰州）、廓州（青海化隆西南）、河州（甘肃东乡）、鄯州（青海乐都）、洮州（甘肃临潭）、岷州（甘肃岷县）、秦州（甘肃秦安）、成州（甘肃西和）、渭州（甘肃陇西）等数十州已经相继沦没，吐蕃牢牢控制了整个河、陇地区。
764年(代宗广德二年)凉州失陷，吐蕃截断了河西走廊，西域正式成为一块飞地。
此后，在吐蕃的打击下，西部唐军不断向西退却（766年陷甘州、肃州，776陷瓜州、786年陷沙州），东部唐军则只能凭借陇山的地形，苦苦支撑，吐蕃攻入长安便发生在此段时间（代宗广德元年，763）。
这便是，吐蕃王朝崛起的过程。